1959年12月,新中国特赦了第一批战犯,其中,末代皇帝溥仪排在001号。
中央非常关心溥仪的新生,溥仪被特赦后,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在百忙之中接见甚至宴请过他,关怀之情让溥仪非常感动,决心发挥自己的一点余热,为祖国和人民做一点回报。
周总理曾经询问过溥仪,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打算,溥仪提出过几个想法,其中一个就是想做医生。
溥仪自幼身体健康不佳,常年有御医在身边转,所以他也对医术产生了兴趣,就专门向御医讨教,想学医。
御医知道溥仪根本不是这块料儿,他们也不敢教溥仪太多的医术,只是教给他一些给自己诊断开药的小方子,再恭维奉承几句,溥仪就觉得自己的医术很厉害了。
周总理知道溥仪的“医术”是个什么水平,当然是不可能答应的,就委婉地劝他换一个工作。
当医生不行,溥仪又提出当园丁。
园丁现在看起来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工作,可是在旧中国,懂得一手好的栽花种草的技术,在达官贵人的仆役中还是属于高人一等的,尤其是满洲贵族,都爱附庸风雅,对府中精通花道的园丁还是比较恩宠的。所以,满清倒台后,不少贵族子弟都乐意当花匠园丁,觉得干这个不丢人。
一开始,溥仪进入中科院植物研究所当了一个园丁,他对这个工作还是很满意的,虽然忙忙碌碌,但觉得很充实。
不过,中央觉得这个工作对溥仪来说有点大材小用了,想让他从事有关满清文史的研究工作,于是就安排他担任中央文史馆员,地位和待遇一下子提高了许多。
溥仪虽然没有多少学术研究能力,也没有写过什么像样的文章和论文,不过谁让他是末代皇帝呢,很多事他都是当事人,所以许多文史届的大师甚至大人物都点名要溥仪,时任中科院院长和文化部部长的郭沫若就是一个。
郭沫若当时正负责清史研究,想要一个得力助手,于是就在一次公开场合,向溥仪抛出了橄榄枝,邀请他参加自己主持的清史研究。
按照一般人的想法,能得到中科院院长郭沫若的邀请,自然应该诚惶诚恐才对,谁知,溥仪却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受宠若惊,反而非常淡定(或者说冷漠)地回答了五个字,一下子就让郭沫若怔住了,一脸的尴尬之色。
溥仪说了什么呢?其实很简单,就是“我不懂满文”。
众所周知,满清的文献史料大多都同时用满汉两种文字,溥仪说不懂满文,胜任不了,也是合理的理由,为什么郭沫若会面露尴尬呢?
其实,溥仪这个不起眼的理由,眼明之人一听就知道,这是对郭沫若一个打脸的回绝。
满清是有大量的满文文献不假,但早就没人看了,因为到了清末,上至皇室贵族,下至八旗子弟,早就不懂满语了,像溥仪本人也只会一句满语,就是大臣向他磕头时,回一句“伊力”,就是平身的意思。
既然连皇室都不懂满文,清朝的绝大多数典章文告,汉文才是正篇,满文只算附篇,甚至许多根本就没有满文,研究清史也根本不需要懂满文,所以,溥仪用这句话回绝,分明就是不给郭沫若面子。
那么,特赦后一向诚惶诚恐、唯唯诺诺的溥仪,为什么会对位高权重的郭沫若如此不敬呢?
这还要从1956年郭沫若的一项“壮举”说起。
这一年,在郭沫若的努力说服下,国家同意了考古挖掘明朝十三陵中的定陵,这是当年非常轰动的大事,但是由于当时的科技水平太低,许多珍贵文物一出土就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,损毁文物数量多达3000多件,引起了轩然大波!
但是,郭沫若仍然意犹未尽,继续提出申请,要挖掘其他的著名皇陵,甚至包括举世瞩目的秦始皇陵。
这次,连周总理都看不过去了,说了一句:“还是给后人留着吧,不要把好事都做完。”
考古挖掘皇陵,虽然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是一件非常刺激的事,但是在溥仪看来,却有着非常复杂的感情。
身为满清皇室后裔,溥仪最害怕的就是满清列祖列宗的东西两大皇陵禁地,会遭受定陵那样的浩劫,早在1928年,军阀孙殿英野蛮挖掘清东陵,乾隆皇帝和慈禧太后的陵墓都被洗劫一空,把溥仪气得差点吐血,还亲手画了一张“诛杀孙殿英”的漫画(见下图),发表在报纸上,以示抗议。
现在郭沫若考古挖掘皇陵,虽然跟孙殿英的行为不可同日而语,但是站在溥仪的立场上,两者却是有着共同之处的,也都是自己不能接受的。
正是因为这些事,让溥仪对郭沫若很有抵触心理,因此,当郭沫若邀请自己加入清史研究时,溥仪冒着得罪郭大师的风险,也要断然拒绝。
郭沫若何等聪明,他一下子就听出了溥仪的话外之音,因此面露尴尬,从此再也没去找过溥仪。
(参考资料:《我的前半生》《我的丈夫溥仪》《溥仪年谱》)